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毕生致力于拯救中国、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他为寻求真理，足迹遍及全球。在他的领导下，了千年帝制，建立了。

　　孙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学医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致力于革命实践。1894年，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次年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欧美各地宣传革命。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之后，他提出民族主义、主义、民生主义，即著名的学说。

　　中山先生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革命实践，赢得了全国革命志士的无限敬意，其中也包括浦东地区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在追随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浦东先贤与中山先生结下了深深的情缘，他们与中山先生紧密站在一起，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觉悟者和革命的参加者。

　　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的同盟会，激发了一批浦东籍爱国志士的爱国热情，他们先后在不同的地点加入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走上了振兴中华的反清革命道路。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浦东人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其代表人士为高天梅（1877-1925，金山张堰镇人）[1]、陈陶遗（1881-1946，金山松隐镇人）[2]、叶汉丞（1881-1961，南汇新场人）[3]；二是同盟会成立后在革命斗争中加入了组织，其代表人士为黄炎培（1878-1965，川沙镇人）[4]、曹成甫（？-1913，浦东高行镇人[5]、夏允麟（1883-1913，南汇周浦人）；三是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其代表人士为李平书（1854-1927，浦东高桥镇人）[6]、王一亭（1867-1938，出生于南汇周浦）[7]、叶惠钧（1862-1932，浦东高行镇人）[8]。以上人士不仅参加了同盟会，而且在反清斗争及辛亥上海光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天梅、陈陶遗先后担任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黄炎培担任上海分会干事，成为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坚定拥护者。

　　除了以上代表人士，还有一批浦东人参加了同盟会，并成长为反清爱国志士，在浦东近代发展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英名。

　　在跟随中山先生开展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一批浦东人有幸受中山先生的接见，或与中山先生一起研究重大的斗争问题，或研究革命理论问题，结下深深的情缘。

　　1906年10月9日，孙中山从越南西贡抵日本，所乘的法国兵轮途径上海时停泊在吴淞口。中山先生利用宝贵的时间委托法国驻上海总巡麦兰邀柳亚子、黄炎培、高天梅等上船谈反清革命。黄炎培由于未知实情，没有前往。高天梅、柳亚子、陈陶遗等人则乘小船至吴淞口外的轮船，与中山先生一起研究反清斗争的有关问题。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山先生于11月26日到上海时，上海光复的主要组织者李平书、王一亭等到码头迎接[10]，当日下午李平书又到居所拜谒了中山先生。之后，孙中山又多次与李平书、王一亭会面交往，商讨军事问题、革命的财力问题。作为上海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李平书、王一亭对中山先生及国民政府尽力而为，大力支持。王一亭在上海光复后为缓解新政权严重财政困难，倾其所有，垫资40万银，后又多次募集资金支持革命事业。

　　浦东人中多次见到中山先生的还有黄炎培[11]。黄炎培在其其孙中山从越南西贡抵日本，所乘的法国兵轮途径上海时曾自著的《八十年来》一书中多有记载，尤其是对中山先生在上海时邀请其修改《孙文学说》一事有较长一段叙述，可惜的是没有说明具体时间。

　　除了以上几位，见过中山先生的浦东人还有叶惠钧、夏允麐等。其中，中山先生1911年11月27日上午冒雪到松江，专门视察了同盟会员夏允麐等创办的清华女校，并与女校师生合影，在松江留下弥足珍贵的瞬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指挥的军队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爆发了辛亥革命。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和民众纷纷响应，起义结束了260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大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其中有老同盟会员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当时的身份不仅是江苏上海同盟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和上海地方自治组织——上海工巡局的议董。经商议，由黄炎培与赵竹君共同联络陈其美与李平书、叶惠钧等人一起发动了上海的军民和商团起义。

　　上海光复后，黄炎培、沈恩孚、冯少山等同盟会会员聚集于上海的江苏学务总会里，发起召开“联合大会”，并以上海社会各界的名义，电请孙中山先生速从海外回国主持大计[12]。

　　黄炎培发电请中山先生速回的同时，中山先生也收到了国内宋嘉树等诸多人士及团体的电报。1911年12月20日，中山先生搭乘英国“丹佛”号（DEVANHA）邮轮到达香港。12月25日晚，邮轮从香港到上海的吴淞。第二天清晨，中山先生随英国公司轮船先到浦东码头，踏上了浦东大地。对此，《申报》记者作了具体报道。在《孙中山到沪矣》[13]一文中称：“孙中山先生暨胡汉民都督等十余人於初六日晨搭英公司轮船抵沪，称由黄中央、谢蘅牕、陈根香三君向宁绍轮船公司借江利轮船，於初五晚开至吴淞欢迎。翌晨随英公司船进口停泊浦东码头，即由三君接上江利轮船，驶至三马路海关码头上岸。其时中西人士手提快镜摄影，并脱帽致敬者甚多。孙先生即乘汽车至哈同花园用膳，一时车马盈门，甚为热闹。黄副元帅暨伍外交长与各都督亦均往见，颇开欢洽。”

　　当时，对中山先生到沪的消息国内不少报纸都有报道。《申报》的这一文章是报道中山先生抵沪新闻中最为详尽。

　　1911年12月7日，革命军攻克南京。12月28日上午，来自全国17个省的45名代表在南京丁家桥的江苏省咨议局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的预备会议。江苏宝山县人袁希洛作为江苏的代表之一，参加了预备会议，并被推荐担任选举计票[14]。当时，浦东的高桥、凌桥等地区为宝山县辖地，浦东同乡会的不少会员都来自宝山县，并自称为浦东人。

　　12月29日，选举如期举行，17个省的45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选举汤尔和任选举会主席。他在致词中说，今天选举临时大总统，为中国4000年历史所未有。接着，袁希洛当场将预备会议的票箱打开验票。候选人有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每省以一票为限，17个省共17票有效，获三分之二者当选。投票结果是：孙中山获16票，黄兴获1票。会议主席当场宣布孙中山当选，全场欢呼声此起彼伏。

　　1911年12月31日，各省代表派出汤尔和、王宠惠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

　　叶惠钧（1862-1932），浦东新区高行镇人，与李平书是同乡，在商团公会中，李平书是会长，叶惠钧是副会长，两人是同僚，在辛亥上海光复中，他们是革命的同志。叶惠钧和李英石是李平书的左右手，是光复起义的先锋骨干力量。叶惠钧主内，代表李平书主持商团司令部的工作。李英石主外，任商团总司令和军事行动指挥官，调兵遣将，在前线日下午，上海各界悼念叶惠钧的追悼会上，宣读的祭文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武汉起义，公与陈英士、李平书诸先生谋响应。是年九月十三日，督率团众，进攻制造局，鏖战一昼夜，克之，上海遂光复，而大局斯定，厥功多焉。沪军都督府成立，被推为军政司令，主持地方防务，兼都督府参谋。民元之旦，率健儿三百，奉中山先生入都就临时大总统职，被任警总监。”[15]

　　由于叶惠钧的赤胆忠心，给中山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先生曾告诫党人：做大事勿做大官，然真正做大事者几人？此则我人对于做大事勿做大官之惠钧先生，尤觉无限钦敬者也。

　　宋庆龄（1893-1980），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生于上海浦东。1908年赴美留学。1913年到日本，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中山先生结为夫妇。

　　说到宋庆龄，不能不介绍其父亲宋嘉树和母亲倪桂珍。在近代中国命运中起到极其突出作用的宋氏家族第一人宋嘉树（1861-1918），是中山先生20年的革命伙伴，更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财力资助者，曾任同盟会的司库。宋嘉树1885年从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神学院毕业后，次年就被派到上海，参与基督教的布道。期间，由于与浦东川沙籍基督教牧师倪蕴山共事，认识了倪蕴山之女倪桂珍。1887年，宋与倪桂珍结婚。1890年，宋嘉树与倪桂珍在川沙城“内史第”沿街房，也就是黄炎培故居，借房三间居住并开设基督教福音堂，一面在川沙地区传道，一面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川沙镇上的“内史第”，倪桂珍先后生下了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等子女。川沙是宋氏姐弟幼年生活的地方，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16]。直至1904年，宋嘉树全家离开川沙迁至上海浦西，只留宋子文在川沙读书。宋庆龄在川沙生活11年，宋子文在川沙生活10余年，宋美龄在川沙生活7年，宋庆龄和弟妹的少儿时代是在川沙度过的。宋庆龄和弟妹在川沙接受了启蒙教育。由于宋庆龄的母亲是一位道地的浦东川沙人，讲一口道地的浦东方言，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也是一口浦东乡音，几十年后一直没有改变。

　　宋庆龄自担任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坚决拥护中山先生的新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与中山先生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成为中山先生最重要的助手、伴侣和战友，并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缔造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成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深受社会各界敬佩的“国母”。

　　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法租界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闭门著书，不理外事”，检讨革命失败之教训，规划未来建设之宏图。1919年写成《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47页）。在撰写的《实业计划》的第二计划一章中，孙中山提出在长江口附近的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航运中心，以及开发扬子江流域的具体设想。

　　对整治长江航道，改造上海港的问题，孙中山听取了多方意见，比较了多种方案，其设想是重挖一条新黄浦江，以替代老的浦东航道。具体设想为，由高桥河合流点开条新河，横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段第二转弯处复与黄浦江合流。这就是说在浦东地区，自北向南，重开一条黄浦江。文章中，孙中山先生还制作了一幅用中英文注释的“计划图”，图中还有“高桥”、“浦东”等字眼。

　　放眼世界的中山先生，满怀信心地认为建成后的东方大港，一定能像美国纽约港那样成为现代化世界大商港和大城市。

　　今天的浦东，洋山深水港及外高桥港区、临港新城，越来越显示出航运中心的优势，实现了中山先生当年的宏伟蓝图，成为值得自豪的东方大港，名符其实的国际航运中心。

　　叶汉丞（1882~），南汇新场人，字秉衡。1896年中秀才，1911年被赐进士，是南汇地区的最后一位举人。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医药专科。在日本期间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16年至191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大本营是中山先生担任大元帅时的最高指挥机关。1922年1月16日，在《公布大本营条例令》时写道：

　　从叶汉丞被中山先生任命为大本营技士，可看出中山先生对叶先生的信任和重视，也是叶汉丞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见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根据中山先生生前的愿望，中常委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即钟山），修建中山陵园。

　　中山陵陵墓主建筑的设计方案，是以向海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的。最后以吕彦直、范文照、杨锡宗三人分获一、二、三等奖。承包中山陵墓主体工程的，是上海姚新记营造厂的创始人姚锡舟，一位出生于浦东川沙的营造业家[20]。由于中山陵建在海拔158米的高坡上，不仅建筑材料运输困难，仅运水上山，每天就要动用200多个民工。由于困难重重，加上当地军阀的不配合态度，中山陵陵墓的主体工程，直到1929年3月中旬才基本完工，比合同期限整整晚了两年。即使如此，姚新记营造厂还亏了14万两银子。对此，姚锡舟说：“国父坟再蚀本也要做，质量上绝对保证。”后来，在陵墓建设委员会的提议下，在葬事筹备处所立的“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的石碑上，将姚锡舟和吕彦直的名字，刻入了碑文之中。

　　今天，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登上中山陵，拜谒伟人的同时，就会看到“中山先生陵墓建筑记”的石碑，在石碑上看到浦东营造业家姚锡舟的名字。

　　由于袁世凯纂夺政权，导致辛亥革命失败。但中山先生创立的，就是民族主义、主义、民生主义已深入人心。正如中山先生解释所说：“更行简单言之：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侮中国人；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的大意。”“换句话说，就是平等与自由的主义。”[21]

　　为宣传弘扬中山先生的思想，1922年，浦东塘工善后局修建了一条以的“民生”二字命名的道路[22]。1951年10月，东起洋泾港，西至源深路，南邻漕浜乡，北靠浦东大道的区域内用路名建立了洋泾区民生乡，民生乡1956年2月撤销。1955年后，民生路经多次改造，而现在的民生路，水泥路面，长约4公里，双向车道，北起黄浦江边的民生路轮渡站，南讫锦锈路世纪公园的二号门。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病故后，川沙的各界人士为纪念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建造了一座中山公园，公园占地8亩，园内有两层中山纪念堂一幢[23]，并立有中山纪念碑。中山公园是川沙人民纪念民主革命先躯孙中山先生的地方。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在中山纪念堂创办私立中山中学。中山中学于1946春与铁沙中学合并为川沙县立初级中学。中山中学立校两年来，初创时仅设高中部，一年后增设初中部，该校初、高中学制俱为二年，无寒、暑假。前后共毕业高中生三届三班共31人；初中一届一班未毕业而并入县立初中。中山中学高中毕业生有多人经深造而卓越成才者。

　　在南汇县城惠南镇，也建有一座中山纪念堂[24]。主持这一工程的是时任南汇县县长的袁希洛。南汇中山堂建于1935年，堂之北侧有介绍中山堂的石碑。经浦东新区文广局2010年3月公示，原中山纪念堂为“不可移动文物”加以保护。

　　通过建筑纪念堂，用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学校、医院、道路、公园，以及通过有关纪念活动说明，为国家、民族、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文明世界珍视他、尊重他，大家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缅怀他、纪念他。

　　[1]-[8]、参考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书籍出版社《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浦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历史大事记》等史书。